２００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评论三联书店出版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以为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世界百年沧桑鉴往知来的文明史大著。
我是学生物化学的，因赵梅此文去读《冷眼向洋》，在得益之余，感到对此书的评论还应该把太史公第
七年之后，经作者修订，《冷眼向洋》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
《冷眼向洋》直面世界百年沧桑巨变的现实，从文化、经济、政治诸多方面以果求因，既是对逝去的这个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反思，又探求了人类发展道路的现实问题，道出了前人未曾说过的或不敢直言的道理。书中写的是世界，想的却是中国。主编之一资中筠在序言中，一句“近乡情更怯”，胜过多少笔墨！
资中筠先生在总绪论中从促成二十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动力――求发展和求平等的视角，探讨了国家兴衰之道。国际关系史传统观点认为，由一次大战所确定的世界格局，只有等待下一次大战才会有重大改变。苏联解体前，几乎所有政治家和学者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下去。其根据就是不会发生美苏直接卷入的大战”。但是，突然“东欧巨变、苏联解体，雅尔塔格局就此成为历史……这一历史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内部变迁的重要性。既然国际关系反映了各国间力量对比，那么决定各国力量的，主要是内因而不是外因。”
所谓内因，就是一个国家“求发展”和“求平等”愿望的实现程度。求发展导致一国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突飞猛进；而求平等导致改良或革命。书中特别指出，十八世纪欧洲哲学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以后，平等的追求才提到日程上，人生而平等（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观点才逐渐深入人心，并且成为革命（或改良）的动力。
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和失败要看是否能更好地满足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这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发展。
一
关于美国部分，作者认为，历史上一切大国兴起，首先决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开疆拓土”，而必须有优秀的历史人文传统。源自欧洲的悠久而丰富的精神遗产经过新大陆的繁育，而具有了美国特色。“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中的净化剂。”那种认为美国“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乏之说，首先从理论上就讲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
美国社会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是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但如果只有这一条主线，发展下去必将使美国成为弱肉强食的国家，可能引发动乱乃至革命。但美国发展还有另一条主线――即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实行福利政策，更倾向于平等，反对垄断。
“二十世纪美国总体政策有如钟摆，每隔一段时间即向另一方摆动，进行有效的微调，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可以说美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在渐进的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或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以渡过危机。它在思想和信仰上，没有经过我们习以为常的“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都始终在原有民主政体和自由主义人文传统的框架内更新，比任何一个大国都要稳定。作者认为美国以欧洲为师，不是如一般所言止于南北美战争后迅速发展的那一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对‘进步的衡量标准’。这一标准，恰恰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觉醒，就是认识到生产水平、社会总体富裕程度并不一定代表进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全社会财富激增而社会矛盾尖锐的关键时刻，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行进队伍中”落后于欧洲了，即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学说、思想和措施上落后了，由此而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完成了一次基本和平的转型。
本书新版将决定美国方向的历史性转折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罗斯福的“新政”，前伸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运动”。它奠定了二十世纪进程基调，而且有诸多普世意义。事实上老罗斯福时期的改革，作为“进步主义”一部分，已开始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制衡，对后来美国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例如老罗斯福拆解老洛克斐勒标准石油公司，以制止超规模的垄断。威尔逊时期为实行累进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等等，开扩大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先河。
直到二十世纪中，小罗斯福又大幅度改变了传统自由的含义。将旧的四大自由改为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注入‘经济正义’的因素，‘免于匮乏’的观念是对放任主义的思想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一次重大修正，把社会平等订为一项原则”。从此免于匮乏成了公民的权利，而社会福利和保障则成了政府固定的义务。
不能不说，新的四大自由的提出，在进步过程中，确是跨出了一大步，也体现了马克思“自由的人”的理想，免于匮乏和免受恐惧巧妙地吸收了社会主义早已提出的原则，将其具体化了。当然，进步主义的动力归根到底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平之鸣；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以至左派教会力量等等。对此，书中均有分析。
舆论监督，不容情的公正批判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舆论是否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都带着血污，那么社会批判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报导真相、挞伐社会疾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净化剂和润滑剂。
关于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书中也有深刻的揭露和分析，并且提出了“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权”的立论。其原因就是国际上还没有像在其国内那样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所以强权政治依然起着主导作用。
本书新版增加了一章，即“９・１１之后”。９・１１事件给新保守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大幅向右转的契机，对外霸气冲天，对内进一步右摆，明显损害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也就是霸权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反过来腐蚀国内的民主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钟摆是否还能向中间回摆？当前的态势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足以改变本书原来的立论主线？”作者认为：“美国国内变化还只是量变，一个世纪以来起作用的因素依然有生命力，尚未看到质的变化。美国对外政策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新保’的理念一意孤行，在现实面前会有所收敛，美国固然危机重重。但预言其衰落仍论据不足”。并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几十年，美国仍将在总体上保持领先地位。作者列举事实说明其国内的批判力量依然活跃，纠错机制依然起作用；但也指出今非昔比，在新的形势下同样的批判不一定能发挥以前那样的作用。一个大国的兴衰，其影响决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在各方面遥遥领先的超强的美国，对世界究竟是祸是福。书中指出：“冷战后横蛮的霸权主义和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二者，是危害世界安宁和和平的主要因素，全球化能否给举世人民带来和平和发展，取决于这二者能否都得到有效的遏制。
二
本书欧洲部分作者陈乐民在其许多著作中，反复强调，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政治、经济概念，更是历史文化概念。它代表了一个古老而又有创新的、成熟的文明。本书总结了欧洲历史文化传统，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性质：
第一是它的批判性。它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带有批判精神，“要把一切都摆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批判”。康德的话概括了西方和欧洲思想的根本内核。第二是它的“辐射性”。现在全世界天天讲的科学技术、自由贸易、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观念，无一不源自欧洲。第三是思想的传承性。它清晰而有序的向前推进，阶段分明而又常有实质变化。
本书指出，二战以后的欧洲主要是“两化”，即在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化”和欧洲诸主权民族国家的“一体化”。
欧洲过去的一个世纪有如一个“大实验”室，世界几个主要政治理论（主义）都在欧洲登台表演，这包括冷战后整个欧洲认同的近代民主制、法西斯主义、以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这当然也包括伯恩斯坦被认为“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验。它在代议制的体制内提倡“社会公正”，为自由主义注入了“平等”的成分。由于二十世纪经济持续、普遍的增长，工人状况的根本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欧洲事实上已不存在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条件了。社会民主主义自然而然向自由主义趋同。因而欧洲各国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一再修改自己原来的理论和纲领，每次修改都进一步向自由主义靠拢，确认自己是自由、平等、宪政民主等价值观的继承者。欧洲的问题早已不复是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日益趋同的问题了。
二十世纪下半叶，欧洲影响历史进程的创举，就是组织起“欧洲联盟”或者叫欧洲“一体化”，这是欧洲长期发展过程中理性与经验结合的产物。
陈乐民认为由于欧盟联合的超主权性质和民族主权的矛盾，使它在前进中时时有困难。虽然目前尚远未形成预期那样的政治实体，但联合和统一趋势终究不能逆转了，因为欧洲人民共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理想和实践，彼此承认是欧洲人，使欧洲的联合不仅仅是“政府行为”。
为什么德国人对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罪行能如此深刻的反思，而日本不能？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墓地历史性的一跪，表明了德国人传承的是一条政治人文主义的“总路线”。回顾希特勒现象，它只是欧洲主流文明的一股“岔道”，一旦主流思想占了上风，“旁岔”就比较容易“清算”了。但为什么出现“旁岔”呢？陈乐民以为希特勒得逞之“果”，应上溯到魏玛时期和一战中威廉的“世界政策”，可从其中找到“因”，清理出德国民族主义由隐到显，由显而臻于疯狂这么一条线，可以看见人民已经被“民族”命运的鸦片“麻醉”了。希特勒又将民族主义推向更为反动、残忍的种族主义。希特勒藉此成功实现了上层独裁和扩张与下层蒙昧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二者的结合，举国除少数人外，跟随疯人走上“征服空间”的侵略之路。
三
本书作者冯绍雷将“俄国――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作为《冷眼向洋》俄国部分的标题，并在一开始即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作为对俄罗斯及有７０年历史的苏联的特征概括。
从地理位置来看，它地跨欧亚大陆。在文化的层面看，东西方文明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交会，并与俄罗斯多民族文化融合和激荡，形成了结合的东西文化的独特文明。在其历史进程中，俄罗斯这种“结合部文明”往往以慢一拍的节奏，以多种社会形态交叉融合的文化，追随着近代欧洲工业文明向前推进。
俄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农奴制，几乎是同步形成和发展的。不论从西欧移植近代文明已达到多么高水平，但俄罗斯却始终难以摆脱东方与半东方传统。俄国极力维护的是拥有强大的不受议会和法律制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这与英国十六世纪末奠定英国强盛基础的伊丽莎白女皇所坚持的“王在法下”、“王在议会中”，反差何等之大。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可见到“东西方结合部”文明带来的断裂和对立。
十八世纪彼得一世去西欧学习。他的“西学为用”，比我国当年光绪皇帝及张之洞等人坚决多了，收效大多了，但和我们祖先一样，什么都学，独独不学西欧的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企图依靠君权，将俄国强行推入现代社会，结果未竟全功。迁延到十九世纪末，专制王朝固然无力照旧维持统治，软弱的自由主义改革者也没有找到出路，于是就只有等待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风暴来决定胜负了。
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在西欧和北欧，经过恩格斯晚年的发展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举起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在苏联则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了极致。两者都自称源自马克思，却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这当然是反映了“东西结合部”的特色，并非偶然。
苏联是否存在像中国那样渐进改革的条件？其解体是否历史的必然？作者倾向于承认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本书绪论说：“东西结合部的文明造就了俄罗斯的特点，发展到本世纪初，社会结构中没有中间阶层，各种矛盾的激化程度使得客观上议会改良难有成功的余地。到戈尔巴乔夫时，一切已经太迟，戈氏实际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回天乏术；叶利钦及其谋士们也决不是无能之辈，不能认为他们无视本国条件，盲目追随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局外人很难体会在那种积重难返的经济体制中决策者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也许俄罗斯人民命中注定要经历大起大落。当然这是从既成事实向后推理，但是设身处地很难想出另外的道路”。许多人认为，无论如何叶利钦终究开启了俄罗斯自由之门，给了原苏联各族人民以自由选择机会，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一页。
鉴于马克思主义对二十世纪国际风云的重大影响，本文以陈乐民先生关于马克思的一段值得人们反思的话作为结束语。陈乐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深远得多的历史哲学问题，或曰人类命运问题，不能以政治功利的经验主义态度待之。只要社会还存在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有它的生命力。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历程或命运却十分诡谲而不幸，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意图，于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担以它的名义造成种种恶果的责任。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能够包容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二十世纪把它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恐怕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
《冷眼向洋》的作者有勇气讲出自己研究所得的真话，很值得敬佩。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修订版，资中筠、陈乐民主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９月版，共四册：《２０世纪的美国》，资中筠著，３２．００元；《２０世纪的欧洲》，陈乐民著，２３．００元；《２０世纪的俄罗斯》，冯绍雷著，２６．００元；《２０世纪的国际政治逻辑》，刘靖华著， 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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